两部影片故事背景都选在了民国。《驴得水》的时间是民国三十一年，即1942年。而《健忘村》并未给观众一个具体的交代，只是在一些细节上指向民国初期。
如石剥皮问匪首一片云为何到民国了，还在穿大清的邮政制服？村长一直大力鼓吹的修火车站，等等。
而两部电影也都将视野放在了中国乡村。《驴得水》中故事发生在中国西北某缺水的贫困山区，偏僻闭塞，一群从北京来的知识分子为了实践其“乡村教育”的理想而自建的“三民小学”内。
《健忘村》的故事发生地虽不够明确，但也同是某个孤立、闭塞的乡村，只有一座吊桥与外界相连。
从美学风格来看，《驴得水》和《健忘村》都属于荒诞喜剧。对于荒诞的理解，西方有着较为成熟的理论阐述。正如海德格尔所认为的那样，世界本源和人的存在方式本身都是荒诞的。
《驴得水》中这些奉行农村教育实践的教师，希望改变中国乡村和农民的“贫、弱、愚、私”的状况，但他们每个人的行为却无不映射出种种“贫、弱、愚、私”，这真是极具荒诞效果。
如影片开始各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救火，最后校长命令大家听他指挥，抱着棉被救火，结果驴棚反而被彻底烧光；大家讨论驴得水的工资使用情况，孙校长发火，强调要专款专用，但接下来就是他自己支出的眼镜修理费，只能一带而过。
这种言行不一的矛盾就产生了极强的幽默感。而铜匠用方言讲述莎士比亚的段落则极具喜剧性。号称留学英国的特派员完全不懂英语，却不懂装懂，并对铜匠的表演大加赞赏，将其奉为乡村教育家。
而《健忘村》中村长开始时想利用天虹真人田贵的“忘忧”神器抹去全村人的记忆，将他们变成了一个个听话的行尸走肉，试图完全掌控村民，结果自己也被强制抹去了记忆，变成了一个傻子。
而田贵利用完村长后，将村子更名为“健旺村”，于是无限满足了自己的私欲，将秋蓉占为己有，巧取豪夺了村民手上的财物，并号召大家一起挖宝，获得自己想得到的“回魂”。然而秘密却被秋蓉识破，最终自己也被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。
秋蓉最终又利用神器，成为村长，将村子更名为“又一村”，实现了自己个人欲望的满足，完成了一代又一代的循环。影片的荒诞意味十足，处处充满了喜剧色彩。在荒诞喜剧的整体风格之下，两部影片都具有极强的现实批判性。
《驴得水》中“三民小学”为了解决拉水和办学经费问题，编造了一个“驴得水”老师，甚至找一个铜匠临时冒充；而教育部特派员却将美国慈善家资助的十万元克扣为三万元，并且胁迫老师们接受；张一曼轻佻的“睡服”举动，不仅与裴魁山反目成仇，更是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，导致铜匠的疯狂报复、精神失常而最终自杀。
《健忘村》更是通过抹去记忆影射了控制思想、强迫洗脑的历史事实。
在艺术构思和表演风格上，《驴得水》和《健忘村》两部影片都呈现出舞台化的艺术风格。《驴得水》本身就改编自同名的话剧，因为在话剧舞台上的成功，才由小众走向大众。
《健忘村》虽然不是来自于话剧改编，但其故事设计、情节安排、人物表演都表现出诸多人为设计的痕迹，呈现出明显的话剧风格。
首先，两部电影都采取了三段式的故事结构，这种结构安排明显来源于话剧的三幕戏的固定结构。《驴得水》的故事可以分为三段：“三民小学”应对教育部督导的两次来访、一起应对美国慈善家。片中每段故事都以开会开始，然后是收到电报，大家一起想办法作假。
而《健忘村》的三段式结构更为清晰，可以分别称为裕旺村、见旺村、又一村故事。每段都以主人公秋蓉的故事开始和结束。
其次，影片的台词和表演都深具舞台风格，充满话剧感。《驴得水》主要场景集中在“三民小学”的会议室，电影并未过多展现大西北的自然风貌和影像奇观，而是保持了话剧的整体风格，大部分的台词也都保留了下来，人物的表演主要也集中于台词上面，更多地依靠人物语言来塑造人物性格。
影片上映后，受到的批评也主要集中于此，即缺乏电影的影像语言与影像塑造。影片《健忘村》也选取了一个独立的小村子，开始的全景展现极为有限，就像展现了故事发生的舞台。
演员的表演也呈现出舞台感，如扮演田贵的王千源的表演很夸张，他刚到村子与村长的对话，故作舞台腔，抑扬顿挫，令人忍俊不禁。
田贵做村长后，全村人唱颂歌以及他在饭前的训话，都是如此。最后获悉土匪要袭击村子，他指挥大家如何对付土匪，都带有极强的舞台表演的夸张痕迹。当然，两部影片不约而同的艺术选择，也是为其荒诞喜剧的整体风格服务的。
现实与虚构艺术源于生活，又高于生活。真实性往往成为评判文艺作品的重要标准和尺度。从这一方面来看，《驴得水》和《健忘村》对真实性的强调各有侧重。
《驴得水》倾向于现实的真实性，该片的编导曾自述其有现实故事原型。2009年，导演曾听到一个发生在甘肃的笑话，有个学校把一头驴虚报成一名老师骗空饷。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引发了创作者的思考，进而经过一系列的艺术加工，将其变成一个发生在民国的荒诞喜剧。
而《健忘村》则并非如此，导演陈玉勋曾以“洗去记忆”为题，打算创作一个三部曲。短片《海马洗头》是第一部，而《健忘村》成为了第二部。
通过《健忘村》，陈玉勋构想了“如果把一段记忆拿掉，生命的一部分就不见了”的可能状况，他试图提问：“当你这辈子做了一些不堪回首的事、有罪恶感的事，你会希望大家不记得你做过？还是你自己忘掉就好？”
他甚至设计好了第三部的主题，即“假使别人的记忆可以灌到你的脑袋，那你是否会有好几种人格？那人会变得怎样？”不难发现，两部影片的创作思路呈现出巨大的差异。
《驴得水》以现实故事为原型，经过艺术加工，生发出一种批判和讽刺的主题。即任何人不能为了一个美好的愿望做错误的事情。就算理想和目标都是美好的，也要守住做人的底线。
如果突破做人的底线去做事，再崇高的理想也将只能是空中楼阁。可以说是先故事、后主题的过程。
而《健忘村》则更多地从一个主题和思想出发，导演首先具有的是“洗去记忆”这个意念，由此开始编造故事。是先主题、后故事的过程。
于是这样一种构思上的巨大差别，使两部影片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貌。
《驴得水》有着一个清晰的故事内核和一条环环相扣的故事线索，所以它的现实性强，情节性强，戏剧冲突十分有力。
而《健忘村》因为缺乏这样的现实故事原型，人为编造的痕迹十分明显，故事拖沓，情节性不强。片中情节的转换，往往依靠新人物的出现或新事件的出现，给人一种生硬之感。
如村长与教书先生争吵无法继续之时，通过秋蓉的尖叫，引入新的情节——朱大饼死了；而村长与教书先生关于是否烧掉朱大饼再次争吵不休之时，通过一阵铃声引入新的人物——天虹真人出场；等等。
于是，这就造成了两部影片在幽默处理和效果上的不同。《驴得水》中的幽默往往是情节自然发展的结果。如孙校长部署接待特派员工作，要求各位老师组织学生，但学校一共就六个学生；又如铜匠媳妇大闹婚礼教堂一段，手持手枪的军官非但没吓着铜匠媳妇，反而被夺枪，自己也仓皇逃窜；结尾周铁男目送佳佳离开，背景是“学做人”的标语，这样的讽刺都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。
而《健忘村》中许多的幽默设计比较生硬，反而带出了一种编导也未曾想到的“无厘头”意味。如天虹真人初到村子，端着架子，下车时却摔了个狗吃屎；春花想和刘大夫一起私奔未果，选择跳井自杀，却因为太胖而被卡住；万大侠发现炸药，打算带秋蓉走，被拒绝，决定报官，却返回问秋蓉是否要带伞；石剥皮的两只鸽子回来了，他问哪只先回来？手下回答“不知道”。
凡此种种，经常使人物和情节产生前后矛盾的现象。
华语荒诞喜剧电影如何能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占据应有的地位，实现其商业价值与艺术价值，达到雅俗共赏的审美要求？
通过对《驴得水》与《健忘村》两部影片的比较分析，使我们获得了一些启示和反思。首先还是在于如何讲好中国故事。对于一部好的影片来说，故事依然是王道。
其次，对于华语荒诞喜剧电影制作者来说，如何精确地定位影片，精准地找到电影的目标观众，找到适合影片的合理有效的推广方式，也将是一部电影成功与否的重要条件。
有鉴于此，两岸合拍片创作也需要进一步“接地气”，而如何发挥好台湾电影与内地电影自身特点和优势，打造出越来越多的优质影片，依然任重而道远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